家人涉嫌帮信罪被刑事拘留,37天窗口期家属应当做什么?——人民法院案例库翟某可案解析
一、只是按对方要求拨打电话,为什么会被以诈骗罪提起公诉?
(一)案件事实经过
2023年4月至5月间,被告人翟某可通过手机登录某聊天软件,与一名身份不详的“上线”取得联系。二人商定分工:由“上线”提供他人电话号码,翟某可用自己的手机拨通电话后放置在电脑耳机旁,由“上线”冒充快递客服,以快递包裹出现问题为由,让接听者添加微信或者QQ继续处理;翟某可按每小时180元(币种下同)收取佣金。
按照这一分工,翟某可使用本人名下三张电话卡以及利用其母亲身份证办理的一张电话卡,累计拨打电话1439条。“上线”在添加被害人微信、QQ后,骗取谭某某15110元、李某某50000元、莫某某499999元。翟某可本人非法获利11082元。
2023年,公安机关以涉嫌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对翟某可采取强制措施,案件随后进入刑事追诉程序。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向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对翟某可及其家属而言,最为困惑的问题在于:其本人既没有接触被害人,也没有参与编造话术、转移钱款,只是按照对方要求拨通电话,为何会被指控为诈骗罪。
(二)控辩双方的核心争议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翟某可犯诈骗罪,理由是其实施的话务支持行为客观上为上游骗取被害人钱款创造了条件,涉案诈骗金额巨大,应当以诈骗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对罪名提出异议:翟某可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没有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其拨打电话仅是按小时计酬的劳务,应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处罚。
这一争议并非文字游戏。诈骗罪与帮信罪的法定刑差距悬殊: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的,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帮信罪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罪名如何认定,直接决定当事人面临的刑罚区间。
二、这起案件的基础信息有哪些?
入库编号:2024-04-1-257-002,案例来源为人民法院案例库,由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作为入库参考案例发布。
一审: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2023)陕0114刑初265号刑事判决,2024年1月17日作出。
二审: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陕01刑终326号刑事裁定,2024年6月3日作出。
案由: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公诉机关原以诈骗罪起诉)。
涉案情节:拨打电话1439条,被害人被骗金额合计565109元,被告人获利11082元。
公开文书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入库参考案例:“翟某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三、法院依据什么标准区分帮信罪与诈骗罪共犯?
(一)有通谋或者稳定配合关系的,才按诈骗罪共犯处理
裁判理由指出,对帮助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行为以诈骗罪帮助犯论处的,宜限于双方存在通谋,或者形成较为稳定配合关系的情形。帮信罪的“明知”多为概括明知,行为人往往不能预见被帮助者实施的犯罪是否确定发生,也不明知犯罪具体如何实施;而通谋或者稳定配合,意味着行为人对上游犯罪的内容、走向有具体认知,性质上已经接近共同犯罪。
本案中,翟某可对上游实施诈骗虽有概括明知,但对“上线”后续是否实施、如何实施诈骗缺乏具体认知,事先、事中也未与“上线”通谋,提供帮助的时间仅一个多月,故不宜按诈骗罪帮助犯论处。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5号)第十二条。
(二)未实质参与后续诈骗行为的,原则上按帮信罪认定
裁判理由进一步明确,行为人虽然为诈骗创造条件、提供工具,但未实际参与后续诈骗行为的,原则上以帮信罪论处;认定诈骗罪共犯,通常限于实质参与后续诈骗的情形。本案中,“上线”让翟某可用其掌控的手机号码拨通电话,目的并非让其参与实施诈骗,而是借他人号码躲避追踪、逃避侦查,翟某可实际上只是被用作一道“防火墙”。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法释〔2019〕15号第十二条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三)仅收取固定少量报酬、不参与违法所得分成的,按帮信罪处罚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
裁判理由还从违法所得角度作出说明:前端帮助但仅领取固定少量报酬、不参与后续违法所得分成的,原则上以帮信罪论处。此类帮助行为的违法所得一般数额不大,适用帮信罪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即可罚当其罪;相反,既提供帮助又参与违法所得分成的,则宜以诈骗罪共犯论处。本案翟某可每小时收取180元固定佣金,获利11082元,与被害人被骗的56万余元没有分成关系。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条(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
四、这起案件最终是怎么处理的?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翟某可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于2024年1月17日作出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宣判后,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主张应按诈骗罪定罪。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3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这意味着,从一审到二审,司法机关最终确认了“话务帮助行为在缺乏通谋与分成的情况下,应按帮信罪处理”这一规则。
对家属而言,需要读懂的是结果背后的含义:罪名之争并非没有意义。本案若按诈骗罪共犯认定,以56万余元涉案金额计算,量刑区间将与一年有期徒刑不在同一量级。案件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对行为性质的判断,直接决定当事人后续数年的人身自由。
五、话务帮助、卡证帮助的定性边界在哪里?
实务中,帮助型案件的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定性规则各有侧重。
第一类是话务、引流型帮助,即本案所涉情形。行为人按指令拨打电话、发送信息、拉人进群,不接触赃款、不参与话术设计。此类案件的辩护重点在于证明行为人缺乏具体认知与通谋,报酬形式为固定计时或者计件,从而将案件限定在帮信罪范围内。
第二类是银行卡、支付账户型帮助,即通常所说的“卡农”。行为人提供本人或者他人银行卡、收款码供上游转移资金。此类案件需要区分行为人是否明知资金性质、是否参与取现转移。若行为人在提供账户之外还协助转账、取现,情节严重的,可能被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甚至诈骗罪共犯。
第三类是技术支持型帮助,如解封账号、搭建平台、提供通讯线路。此类行为多被认定为帮信罪,但若技术团队与上游形成长期、稳定、按比例分成的合作关系,定性可能上移。
需要说明的是,三类形态的界线并非由行为名称决定,而是由主观认知程度、参与深度、获利方式三个维度共同决定。家属在咨询时,不宜只问“这个罪判几年”,而应先弄清楚当事人究竟处在哪一类形态中。
六、家属最关心的六个问题
问1:人被刑事拘留,37天是怎么算出来的,期满一定放人吗?
答:刑事拘留期限由两部分组成: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前的拘留期限最长三十日,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期限为七日,实务中合称“37天”。期满并不必然释放。检察机关在七日内审查后,要么批准逮捕,当事人继续羁押;要么不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应当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
问2:人被关在看守所,家属能去看守所会见吗?
答:不能。侦查阶段只有辩护律师可以依法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家属不在允许会见的主体范围内。家属能够做的是送衣物、存款等生活事项,以及委托辩护律师。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
问3:家属可以直接向检察院递交材料,请求不批准逮捕吗?
答:家属可以作为线索提供者递交书面材料,但近亲属不享有阅卷权,也不了解在案证据,自行组织的材料容易出现事实偏差,甚至与当事人供述相互矛盾。实务中,《不予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通常由辩护律师在会见、了解案情后撰写提交。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四条。
问4:侦查阶段律师不能阅卷,那律师能做什么?
答: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虽不享有阅卷权,但可以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有关情况;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情况并提出意见;可以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认为办案人员存在违法行为的,可以代理申诉、控告。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问5:退赃退赔应该在什么时候做,是不是越早越好?
答:退赃退赔属于法定从宽情节,但时机与金额需要判断。在涉案流水、违法所得、被害人损失范围尚未查清时,盲目超额退赔,既难以换取不批捕的结果,后续财产也难以追回。较为稳妥的做法是先通过会见核实当事人在链条中的位置与获利数额,再决定退赔方案。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
问6:已经被批准逮捕,是不是就没有辩护空间了?
答:不是。批准逮捕只是强制措施,不等于实体处理结果。此后仍可在审查起诉阶段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争取变更强制措施;也可以围绕不起诉、缓刑、量刑情节开展工作,只是难度较批捕前明显上升。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
七、37天之内,近亲属应当按什么顺序处置?
第一步,核实基础文书。接收并保存《拘留通知书》,确认涉嫌罪名、羁押看守所名称,对原件拍照备份;通知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记录差异。
第二步,明确案件所处的链条位置。帮信类案件往往涉及多名参与者,当事人是提供电话卡、提供话务,还是参与转账取现,直接决定定性方向。这一判断应建立在会见所获信息之上,而不是家属的主观推测。
第三步,把握检察机关的审查窗口。案件移送审查批捕后,检察院的审查期限为七日,这是提交书面意见的实际可用时间。家属在这一环节最常出现的问题,是等到批捕决定作出才考虑委托律师,时间已经用尽。
第四步,规范退赔与谅解工作。退赔方案应结合当事人获利、被害人损失和案件定性预期设计,并保留全部转账凭证、收条,避免现金交付、无凭证支付。
第五步,避免三类高风险动作:联系同案人员或上游人员;通过所谓“关系”打听案情、传递消息;在事实未清时对外发布案件信息。上述行为可能衍生妨害作证、帮助毁灭证据等新的法律风险。
从办案经验看,此类案件的有效辩护窗口非常窄。办理话务帮助类案件,通常以检察机关受理报捕之日为节点倒排工作:先完成会见与获利数额核实,再针对“有无通谋、有无分成、有无参与后续诈骗”三项事实形成书面意见,避免把时间消耗在泛泛的求情上。
八、【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刑事团队总结】
翟某可案的价值不在于结论新奇,而在于把一条模糊的界线讲清楚了:提供帮助不等于共同犯罪,定性的关键在通谋、参与深度与获利方式。对家属而言,这意味着在37天窗口期内,需要弄清楚的不是“能不能先把人放出来”,而是当事人究竟做了什么、处在链条的哪一环、有没有被错误拔高定性。把这三个问题回答清楚,辩护才有抓手。需要补充的是,定性与情节的核实应当先于退赔金额与悔罪表态。这也是此类案件的通常顺序:先厘清参与深度,再谈态度与数额。
温馨提示
本文依据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参考案例(2024-04-1-257-002)及现行法律整理,仅供普法与实务参考,不构成个案法律意见,具体案件应结合在案证据咨询专业刑事律师。
参考文献
[1] 最高人民法院. 入库参考案例:翟某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入库编号2024-04-1-257-002)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五条、第六十四条、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五条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5号). 第十二条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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