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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借张卡、帮转几笔账,为什么有人定诈骗、有人定帮信、有人不起诉?——从付某案看三罪的界分

发布时间: 盛廷刑事团队

一、三个人的三种结果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7月28日发布的依法惩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及相关犯罪典型案例中,有三个人都与“卡”和“钱”相关,结局却完全不同。

付某,2020年6月至2021年1月,与“王某”“吉某”等人事先商议,提供银行卡、支付账户接收诈骗资金,再购买虚拟币转移,按1.5%至3%抽成,还纠集“转账、记账、买币、司机”几个小组,收购大量银行卡与支付账号。

他一共转移诈骗资金651万余元。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罚金二十万元;另有非法拘禁罪一年三个月,决定执行七年六个月。

高某,在上海闵行组织同校学生顾某、未成年师某出租银行卡。顾某的3张卡流入诈骗资金34万余元,师某的3张卡流入23万余元。高某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八个月、缓刑一年、罚金五千元;顾某相对不起诉,师某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六个月。

朱某,提供账户帮助转移诈骗资金4.3万余元、来源不明资金70余万元,报酬4100元。2025年1月经电话通知到案,如实供述,退缴违法所得。检察机关作相对不起诉,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十日、罚款八千元、没收违法所得4100元。

文书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2025年7月28日发布,链接见参考文献[3]。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三百一十二条。

二、付某为什么是诈骗共犯

关键不在“他有没有直接骗人”。他没有打过诈骗电话,也没有出现在被害人的聊天框里,但他与诈骗团伙的关系,已经不是“帮忙”,而是“分工”。

事先商议、长期配合、按比例抽成、组织四个小组、收购大量卡和账号——这五个事实叠在一起,说明他是资金链条上固定的一环,而不是一次性的出借人。

司法实践的态度是:明知他人实施诈骗,仍提供帮助,且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事前通谋把“帮助行为”转化成了“共同犯罪的分工”。

共同犯罪的责任,按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不按个人分得多少。651万余元这个数字,落到每个人头上,就是七年与八个月之间最根本的差距。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三、高某为什么只定帮信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核心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

高某组织学生出租银行卡,属于典型的支付结算帮助。但他与上游诈骗团伙没有事先通谋,不参与分赃比例,不掌握资金去向,也不知道具体骗了谁。

所以定帮信,不定诈骗。帮信罪的法定最高刑是三年,与诈骗罪的量刑档次完全不同——这就是“定性决定命运”的具体含义。

但“只定帮信”不等于轻。组织多人、涉及未成年人、卡内流水巨大,都可能从重;高某能判缓刑,靠的是退缴、认罪认罚、在校学生身份等情节的综合评价。

还要注意“情节严重”的门槛:支付结算金额、违法所得数额、卡的数量、是否被用于犯罪,都是认定的具体依据。跨过门槛,才谈得上犯罪。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5号)。

四、朱某为什么能不起诉

三个条件叠在一起:数额较小,转移诈骗资金4.3万余元;经电话通知到案并如实供述,构成自首;退缴违法所得4100元。

他的行为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但情节较轻,检察机关据此认定犯罪情节轻微。

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相对不起诉之后,行政责任并不当然免除。

本案中,公安机关随后行政拘留十日、罚款八千元、没收违法所得4100元。这说明“不起诉”不是“没事了”:行政处罚仍在,办案记录仍在。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

五、三条分界线

第一条,主观明知的程度。知道“可能违法”“可能是犯罪的钱”,通常落在帮信;明确知道“这是诈骗来的钱”仍帮忙转移,向掩隐或者诈骗共犯靠。

第二条,参与深度。一次性出借卡、按张收费,多为帮信;长期配合、按比例分成、参与组织,向诈骗共犯靠。

第三条,行为对象与阶段。提供卡和账户,是帮信;帮助转移已经到手的赃款,是掩隐;事前通谋并分工,是诈骗共犯。

三条线不是背下来的,是对着证据一条条对的:聊天记录说明他知道多少,流水说明他参与多深,分成比例说明他站在哪一环。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三百一十二条;法释〔2019〕15号。

六、同样卖卡,量刑差在哪

第一,数额与张数。流入资金越大、卡越多,情节越重;电诈案件按全国统一标准,数额门槛低于普通诈骗。

第二,是否组织。自己卖卡与组织他人卖卡,评价不同;组织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的,从重。

第三,是否自首、退缴、认罪认罚。这三项决定能不能往缓刑、不起诉走,也决定从宽幅度能拿到多少。

第四,有没有前科、有没有在取保期间再犯。这两项基本决定了实刑与缓刑的分界。

七、家属最关心的六个问题

问1:只卖了一张卡,会不会定诈骗?

一般不会。没有事前通谋、不参与分赃、不掌握资金去向的,通常按帮信或者掩隐评价;有通谋、有分工的另论。

问2:帮信和掩隐,哪个更重?

掩隐的法定刑更重,最高可到七年;帮信最高三年。但具体还要看数额、作用与情节,不能只比法定刑。

问3:卡里的流水不是我拿的,为什么要我负责?

责任按参与的范围与作用确定。流水是客观后果,是否归责于你,要看有没有提供、明知、配合等行为。

问4:退缴了违法所得,能不能不起诉?

退缴是从宽情节,不是不起诉的充分条件。还要看数额、作用、是否自首、是否认罪认罚。

问5:不起诉以后还会有案底吗?

不产生犯罪记录,但办案记录与可能的行政处罚记录仍在,特定审查中可能被问到。

问6:被认定为诈骗共犯,还能争什么?

争三处:有没有事前通谋、参与的是哪一段、分得多少。这三点直接影响罪名与数额。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法释〔2019〕15号。

八、家属可以按什么顺序做事

第一步,理清角色。卡是谁的、谁去办的、谁在操作、谁在分成,四个问题写清楚。

第二步,核对流水。把涉案账户的进出按时间列出,标出与被害人对应的部分。

第三步,找聊天记录。证明“知道多少”的证据,往往就在微信等聊天软件的几句对话里。

第四步,先退缴。违法所得退清,凭证留好,这是争取不诉、缓刑最实在的一步。

第五步,定方向。是争罪名、争数额,还是争从宽,三条路不要同时走。

在这类案件中,通常先做一张“角色—行为—获利—证据”四列表。四列填完,罪名大体就有轮廓了。

九、【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刑事团队总结】

三个人的区别,不在“碰没碰钱”,而在“站在哪一环、知道多少、分了多少钱”。这三件事,决定了是七年、八个月,还是不起诉。

另有一点常被忽略:卖卡案件里最有价值的证据,往往不是银行流水,而是那几句“卡到了吗”“钱转哪儿”的聊天记录。

定性之争,实质是参与程度之争;参与程度,最终由证据说话。

温馨提示:本文依据现行刑法、帮信罪司法解释与最高检典型案例整理,个案定性以证据与查明事实为准,仅供普法参考。

参考文献

[1] 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三百一十二条.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3] 最高人民检察院. 依法惩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及相关犯罪典型案例(付某案、高某案、朱某案). 2025年7月28日.

碰了钱不等于就是诈骗,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刑事团队按三个维度拆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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